松、竹、梅乃中国文人绘画中常见的题材。松、竹经冬不衰，梅则耐寒开放，因此有“岁寒三友”之称。在中国文化中，它们既是高尚品格、顽强生命力之象征，又常被用来比喻君子、忠贞之士，孤高清逸，即使身处乱世，亦不变其节。

岁寒三友入画，目前所见传世画作最早始自南宋赵孟坚（1199—1264）。其后历代不乏绘者，如唐寅（1470—1523）、张若霭（1713— 1746）等。至晚清，由于此题材，既适于缘物写心、借物抒情，又较适合于笔简意骇的大写意手法，故而此题材创作颇多。吴昌硕（1844—1927）等都有多件三友题材作品传世。现存世的岁寒三友画作，大都注重表现清、雅之气：往往构图简洁，留出大面积空白，以“白”衬托三友之高洁与脱俗，即所谓以疏胜密，以简驭繁。此为长期以来之传统。

而晚清民国，以书法见长的郑孝胥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别出心裁地创作了一幅，繁、密、浓、重的三友图。

郑孝胥(1860-1938)，字苏戡，又字太夷，福建闽侯人。清光绪八年（1882）举人，先后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，广西边防大臣，安徽、广东按察史，湖南布政使等。辛亥革命后，以遗老自居，寓居沪上海藏楼。1932年任伪满州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。工诗，为清末“同光体”诗派领袖，著有《海藏楼诗集》等。书法亦名重一时，沙孟海在《近三百年的书学》中对其有高度评价，认为“可以矫正赵之谦的飘泛，陶浚宣的板滞和李瑞清颤笔的弊端。”据载其亦善画松，然而其画作极为少见。

此画于画幅中间偏左绘长松二株，一浓一淡。松干自画幅底部延伸至顶部，不绘树根与树冠，仅取松干最苍劲一段，凸显苍松顶天立地之气魄。树皮以浓淡不同墨色皴出，古穆苍浑。画幅右下，隶魏笔意写出丛竹。竹叶层层叠加，笔笔如作字，涩重沉着，力透纸背；用墨浓重，蓊郁浑厚。松竹空隙间穿插一株寒梅。花朵以清劲小笔勾写而成，圆劲跳跃的小弧线，与松、竹的大笔放逸，尤其竹叶的横直铺毫形成鲜明对比，又在松、竹间起调节与过渡作用。

款署“孝胥”二字。郑书取径欧阳询、苏轼及黄庭坚，又得力于汉魏六朝碑版，矫健飞动，又苍劲朴茂；款字用笔与写竹笔法如出一辙，以书入画之特点可见一斑。

整幅画面饱满繁密，不留天地的截取式构图，使得画面饱含巨大张力；而通幅浓郁沉厚之墨色，则使画作仿佛一块丰碑巨拓，拙朴、坚实、雄恣、苍浑之金石气与蓬勃之生命力充溢于画内外。

此画无年款，从画幅右上角“海藏楼”朱文长方印推知当作于蛰居海藏楼期间。海藏楼乃郑孝胥的书斋，斋名取自苏东坡‘惟有王城最堪隐，万人如海一身藏’诗意。海藏楼最初位于上海虹口寿椿里，继迁至南阳路，与赵竹君（赵凤昌，1856-1938）“惜阴堂”、周梅泉（周达，1879年-1949）“鹪寄庐”邻近。据郑逸梅回忆海藏楼“地约三亩左右，门前有大柳树数株，楼为三层，环莳花木，楼前为广场，春樱秋菊发荣时，主客常游赏期间。” 可知海藏楼乃海上文人遗老们翰墨酬酢、诗酒流连之处。

郑孝胥与吴昌硕交好，常请吴昌硕代为镌印，其印章“八九出吴手”。《郑孝胥日记》1915年9月4日曾有记：“过吴仓硕，谈久之，示其友沈公周石友（沈石友，1858－1917）所藏《砚谱》二册，多仓硕所铭……仓石为石友求余隶书，仓硕为刻‘海藏楼’印章。”郑孝胥“海藏楼”印不止一方。而《岁寒三友》上这方，从印风上看，不似吴昌硕所作。但不管怎样，辛亥革命前，郑孝胥一直忙于政务，1911年后方于湖南布政使任上退下，此后至1932年前一直市隐于沪上，以遗老自居，诗酒自娱。

此《岁寒三友》四尺整纸，尺幅巨大，且构图复杂，层次丰富，运墨极多，绝非三两笔草草游戏之作。而郑孝胥作为“同光体”诗人领袖之一，创作颇丰，此画却无上款，无题诗，故亦非应酬之作。因此，笔者以为如此别出心裁的画作，很可能是其1911年卸任后，寂寞市隐时所作。而以三友为题材，或意在表达对前朝的怀念，亦或是其忠于前朝的遗老身份的一种彰显。

综上，此《岁寒三友》别出心裁，一反以往画史之萧疏清简，以繁密厚重出之，墨气淋漓，雄强茂密而生机勃发，金石意趣浓厚，是为难得之佳作。

寒冬将至，观此三友图，得见草木蓊郁，生机勃发，或可驱散丝丝寒意否？